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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崔红美(山东莘县)

(作者供图)
姥姥走后,那只竹筐依旧静静悬在老屋的房梁上,一晃便是二十三年。
从我记事起,姥姥便一直和我们一同生活。那时爷爷在供销社做工,微薄的收入勉强贴补家用。父亲兄弟四人年纪相仿,成家后陆续有了孩子,奶奶一人照看一众子孙实在吃力,母亲便将姥姥接来身边。姥姥走到哪儿,胳膊上总挎着一只竹筐,年幼的我总好奇,这筐里究竟藏着什么好吃的。
那年家里生计拮据,仅靠着一座双孢菇大棚维持营生。天还未亮,父母就早早起身,采摘、分拣、装箱,再骑着三轮车赶往集市售卖。若是遇上销路不畅,又只能原车载着蘑菇折返。平日里,便由姥姥守着我和妹妹。妹妹比我小五岁,生性活泼顽皮,稍不留神就攀到铁栅门上玩耍。就这样,从懵懂童年到步入小学,姥姥日日悉心照料着我们姐妹俩。她虽目不识丁,手上的活计却样样精通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等我踏入小学,姥姥便回了自己的老屋。父母终日忙于农活与卖菇,无暇顾及我的三餐,于是每天放学,我都会绕去姥姥家吃饭。时至今日,我依旧清晰记得姥姥那张被岁月与风霜浸得黝黑的脸庞。
每每刚走到村口,远远便能望见姥姥家的烟囱袅袅升起炊烟。跨进院门,倚在门槛上往里瞧,总能看见她在灶台前被烟火裹住的身影。见我来了,姥姥便缓步走到房梁下,取下那只熟悉的竹筐,掀开里面的油纸,掰下一块桃酥递过来:“先垫垫肚子,别吃太多,马上就开饭了。” 那时我只暗自觉得姥姥小气,一块桃酥都不肯多给。
姥姥端着饭上桌,是一碗鸡蛋羹。说是蛋羹,葱花反倒比蛋液还多,汤水也兑得足足的。我心里悄悄犯着嘀咕,姥姥却又端来一碗蒜水 —— 蒜瓣捣成泥,兑上清水、盐,再滴上几滴油,便是姥姥的菜。整顿饭下来,那碗鸡蛋羹,姥姥一筷子都未曾动过。
有一回放学,屋里不见姥姥的身影。我心心念念着桃酥的香甜,终究按捺不住,搬来椅子踮着脚,悄悄取下房梁上的竹筐。掀开油纸的瞬间,我下意识频频望向门口,生怕被姥姥撞个正着。定睛一看,筐里的桃酥都被分成了小小的碎块,每一块都单独用纸仔细包好,纸包上还依次写着数字:1、2、3…… 我嘟囔着埋怨姥姥太过吝啬,防备着我偷吃,悻悻地将竹筐重新挂回原处。
我上五年级那年,姥姥病倒了。她的肚子胀得老高,躺在土炕上虚弱地一遍遍念叨:“娘,来接我吧……” 守在一旁的母亲,不停抬手擦拭眼角的泪水。后来才从舅舅口中得知,姥姥患上了癌症,一直靠着昂贵的针剂缓解疼痛,一旦停药,便会疼得难以忍受。
没过几日,我正在学校上课,突然传来姥姥弥留的消息。母亲匆匆赶来学校接我,让我见姥姥最后一面。年少的我只懂得失声痛哭。姥姥颤巍巍地抬起枯瘦的手,吃力地指向房梁上的竹筐,用气若游丝的声音叮嘱:“别多吃,一天一块,按着数来……”
姥姥出殡那天,大雨倾盆而下。雨水混着泪水,顺着脸颊不停滑落。泥泞的道路积满了雨水,一路坑洼难行。我记不清一路上双膝跪倒了多少次,只知道,这份绵长的牵挂,远比竹筐里的桃酥数量更重。
二十三年悠悠而过,房梁上的竹筐仍在,纸包上的数字,永远停在了第七个。我常常在梦里与姥姥相见。母亲说,人死了以后,她最想谁就会去谁的梦里。
这只悬在房梁的竹筐,也载着姥姥深沉又笨拙的疼爱,伴我岁岁年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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